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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度(ClaudioAbbado)指挥的音乐会、多明戈的歌剧或者看莫斯科大芭蕾舞团的演出,不过几十到一百美元。而在硅谷,这种文化生活是根本没有的。硅谷人最常去的解压度假的地方只有塔户湖(LakeTahoe)的滑雪场和拉斯维加斯的赌馆。第二,两个公司的统帅水平相去甚远。英特尔公司八九十年代的CEO格罗夫虽然是学者出身,同时也是微机时代最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几次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CEO。摩托罗拉公司由加尔文(Galvin)兄弟创办,公司六十年代传到了儿子手里,八九十年代传到了孙子手里,是个典型的家族公司。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话果然应验在加尔文家族上,三代人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孙子辈的克里斯托弗?加尔文虽然是被"选成"CEO的,但是如果他不姓加尔文,他永远不可能是摩托罗拉的CEO,甚至进不了工业界的高层。最早看到这个现象的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Moore)博士。早在1965年,他就提出,在至少十年内,集成电路的集成度会每两年翻一番。后来,大家把这个周期缩短到十八个月。现在,每十八个月,计算机等IT产品的性能会翻一番;或者说相同性能的计算机等IT产品,每十八个月价钱会降一半。虽然,这个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几十年来IT行业的发展始终遵循着摩尔定理预测的速度。开户送28元体验金金沙虽然生物制药公司和信息科技公司一样有着低制造成本的特点,但是世界上没有一种万灵药能治所有的病,甚至对于同一种病也不存在一种药能医治所有的人,因此就有很多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并存。它们每个公司专门研制针对不同疾病的药物。因此前面所讲的主导性的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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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摩托罗拉发明了汽车电话。看过鲍嘉和赫本演的“Sabrina(龙凤配)”的读者可能对这种产品有印象,影片中作为大公司董事长Linus从纽约长岛家中出发,一上汽车便通过汽车电话向远在曼哈顿的公司同事下达指示。很遗憾的是,汽车电话一直都是富人的奢侈品,它还没得到普及,就被手机电话代替了。十二年后,摩托罗拉发明了基于汽车的对讲机,它在美国被警察、出租车公司和各种运输公司广泛使用,直到九十年代末被手机电话取代(出了警察还在用)。在2000以前各国的警匪片中,我们经常看到此产品。斯坦福的校园被认为是美国三个最美的校园之一,另外两个是康奈尔和普林斯顿。斯坦福人从不掩饰对自己学校的自豪感,甚至从教授到学生经常拿其它名校开玩笑。下面是斯坦福电机工程系教授出的真实的考试题。某个公司希望设计一种符合A、B、C和D等条件的数字滤波器,他们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不会,你能帮助他们设计这样的滤波器吗?我想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看了这个考题一定不会舒服。斯坦福人骄傲自有他们骄傲的本钱,除了出了这么多的实业家,孵化了很多跨国公司,斯坦福大学的学术水平更是闻名于世。它有十六位在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一半是经济学奖)和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它还有七位数学领域最高的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得主(注: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当属菲尔兹奖,但是它只授予三十五岁以下的学者,而沃尔夫奖一般授予成就卓著的数学家泰斗们。),四位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得主,有一百三十多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八十多名美国工程院院士。它的毕业生在全世界各行各业中执牛耳。和抵押贷款不同,风险投资是无抵押的,一旦投资失败就血本全无。因此,风投资本家必须有办法确认接受投资的人是老老实实用这笔钱创业的实业家,而不是卷了钱就跑了的骗子(事实上,风险投资钱被骗的事件还时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的努力,美国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SocialSecuritySystem)和信用制度(CreditSystem),使得美国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信用(Credit)这一基础之上。每个人(和每个公司)都有一个信用记录,通过其社会保险号可以查到。美国社会对一个人最初的假定都是清白和诚实的(InnocentandHonest),但是只要发现某个人有一次不诚实的行为,这个人的信用就完蛋了——再不会有任何银行借给他钱,而他的话也永远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诚信上犯了错误,改了也不是好人。全美国有了这样的信用基础,银行就敢把钱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出去,投资人也敢把钱交给一无所有的创业者去创业。不仅如此,只要创业者是真正的人才,严格按合同去执行,尽了最大努力,即使失败了,风投公司以后还会愿意给他投资。美国人不怕失败,也宽容失败者。大家普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点在世界其它国家很难做到(当然,如果创业者是以创业为名骗取投资,他今后的路便全被堵死了)。美国工业化时间长,商业发达,和商业有关的法律健全,也容易保护风险投资。开户送28元体验金金沙奔腾的诞生,使英特尔甩掉了只会做低性能处理器的帽子。由于奔腾处理器的速度已经达到工作站处理器的水平,高端的微机从那时起,开始取代低性能的图形工作站。到今天,即使是最早生产工作站的太阳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IBM以及以前从不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苹果公司,都开始在自己的计算机中使用英特尔的或者和英特尔兼容的处理器了。现在,英特尔已经垄断了计算机处理器市场。

这正应了茨威格的话,“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让我们顺着斯库利的思路,看看信息科技领域和自然界的一些共性:当某个领域发展成熟后(而不是群雄争霸时期),一般在全球容不下三个以上的主要竞争者。这个行业一定有一个老大,斯库利把它比喻成一个猴王,它是这个行业的主导者。毫无疑问,它虽然想顺顺当当地统领好整个行业,就像猴王想让猴子们永远臣服一样,但是,它一定会遇到一两个主要的挑战者,也就是老二(也许还有一个老三)。剩下来的是一大群小商家,就像一大群猴子。老大是这个领域的主导者,不仅占据着超过一半,通常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并且制定了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老二有自己稳定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市场份额,有时也会挑战老大并给老大一些颜色看看,但是总的来讲是受老大欺负的时间多。剩下的一群小猴子数量虽然多,但是却只能占到百分之十甚至更少的市场,它们基本上唯老大马首是瞻。老大总是密切注视着老二,并时不时地打压它,防止它做大。老大和老二通常都不会太在意剩下的小企业,这样就让这一群小的企业能有挣一些小钱的地方。这里面的百分比数字70、20和10是我加的,因为信息产业大公司之间的市场份额大抵如此。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依然保守着“礼贤下士”的好传统。KPCB的合伙人,包括多尔本人,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投资角”参加研讨会。多尔本人对年轻的创业者保证,他一定会读这些创业者写给他的创业计划书和Email,虽然他可能没有时间一一回复。KPCB对创业者的要求和红杉风投差不多,要找KPCB的准备工作也和找红杉风投相似,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中国是KPCB在美国本土外唯一有办公室的国家,它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分部,联系地址是:一些天使投资人独立寻找项目,进行投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几个人凑到一起组成一个小的有限责任公司LLC或者有限伙伴关系(LimitedPartnership,简称LP),通常称作天使投资社AngelFirm来共同投资。天使投资社的经营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有的是大家把钱凑在一起,共同投资;有的是每个人自己选项目各自投资,同时介绍给社里,社里会加倍投入(Match)该天使投资人所投金额。其实,约翰.多尔和麦克.莫利兹投资Google是就是采用这种策略,他们两人每人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些钱投给Google,同时他们所在的KPCB和红杉风投拿出同样(可能更多)的钱也投到了Google上。当然,有些天使投资社管理更灵活,当某个天使投资人投资一个公司后,其他合伙人可以选择跟进(Follow),也可以不跟进(Pass),没有什么义务,大家坐到一起只是为了讨论一下问题而已,共同使用一个律师和会计。

一九九五年,可以说是AT&T公司的顶峰,接下来短短的十年,它便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AT&T不紧不慢地向上走过了百年,才爬到顶点,走下坡路却只要十年时间。(注:今天的AT&T是由当年小贝尔公司之一的西南贝尔公司几次以小吃大合并出的类似于水电公司的设施服务公司,这类公司在美国统统称为utility公司,毫无技术可言。)其实,从一九九五年起的这十来年间,AT&T本来有两次绝佳的发展机遇,2000年前后的网络革命,和从九十年代中期延续至今的无线通信的飞跃。AT&T不仅没有利用好机会,反而在这两场变革中丢了性命。摩托罗拉至今都看不起三星和诺基亚不重视核心技术、只在外型和功能上搞花架子的做法。摩托罗拉一直认为技术和质量是产品的关键,因此我说它是IT业的一个贵族。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远不够。今天,至少在手机行业,各个公司产品在硬件技术上差不到哪去,设计一款手机的硬件和当年在中关村攒一台PC一样容易。现在的手机里面没有几个芯片,而且核心的只有一个,只要到TI去买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无数手机品牌的原因。)因此手机的质量都不是唯一决定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今天所有手机的质量比二十年前都有很大的提高,今天质量差的手机也比二十年前质量好的手机质量更好,也就是说质量差的手机也凑合能用。要想在今天的手机市场上(尤其是在亚洲)站稳脚,功能、外观的设计和质量及技术含量同样重要,商业和市场的开拓更是不可偏废,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和后进入手机市场的公司几乎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1976年,乔布斯二十岁时,和斯蒂芬·沃兹尼克(SteveWozniak)以及韦恩(Wayne)三人在车库里办起了苹果公司,研制个人微机。后来韦恩退出,只剩下乔布斯和沃兹两人。当时一台计算机少说要上万美元,即使价钱降几倍也不可能进入老百姓家。在每一次技术革命中,新技术必须比老的有数量级的进步才能站住脚。乔布斯很清楚这一点,他必须让计算机价钱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才会有人要。为了降低成本,Apple-I除了有一个带键盘的主机之外,什么外设都没有。但是,它有一个可以接家用电视的视频口,和一个接盒式录音机的接口,保证数据和程序可以存在一般的录音带上。而电视机和录音机在美国几乎家家都有。同年,两人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的个人电脑Apple-I。老百姓花上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十年后,中国的电子工业部主持清华大学等几家单位攻关,研制出了被称为中华学习机的Apple的兼容机,当时售价也只有400人民币,而当时一台IBMPC要两万人民币,所以中华学习机不到两年就卖掉了十万台,超过其它微机同期在中国销售的总和。很遗憾,中国的这家公司,也是我工作的公司,非常不会经营,作风上很像个政府机关而不是商业公司,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美国百分之三、四十的风险投资投到了只占国土面积万分之五的硅谷地区,并且让硅谷创造了无数的神话。在这里,大约每十天便有一家公司上市。美国前一百强的公司中,硅谷占了四成,包括IT领域的领军公司惠普、英特尔、苹果、太阳、思科、雅虎、Google(谷歌)和现在很红的YouTube、Facebook,以及生物领域的基因科技(Genentech)。当然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机公司KPCB、红杉风投和很多大的投资公司也在硅谷。硅谷还拥有世界上顶级专业数量排名前两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UCBerkeley)。读者们也许已经在思考:当一个主导公司一直占领某个市场70%的份额,并且对第二名保持一定优势时,它岂不是将这个市场变成了它的万世基业了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产业的变革,一个主导公司不可能靠着吃老本而成为百年老店。在道琼斯工业指数中最早的三十家公司,现在只有五六家还在今天的三十家列表中。在科技工业领域,一些内在的规律加速了它的新陈代谢。开户送28元体验金金沙郭士纳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对IBM进行大规模改组。IBM由于长期处于计算机产业的垄断地位,从上到下都习惯于高福利得舒适环境。机构庞大、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和内耗严重等等,总之繁荣的背后危机四伏。因此,一旦进入群雄逐鹿的信息革命时代,IBM这个被郭士纳比喻成大象的公司就开始跟不上对手的步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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